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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天，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杂志在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一张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拥吻的剧照，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先是一位读者给编辑部寄去一份慷慨激昂的抗议信，表示“那些搂搂抱抱、亲亲吻吻的爱情，我看不宣传为好”。编辑部在请示上级部门后，将这封读者来信全文刊发，一个半月之内收到超过11000封回信，据说其中支持抗议信观点的不到3%。
第二年，更轰动的画面出现在中国银幕上，电影《庐山恋》中，张瑜饰演的周筠在郭凯敏饰演的耿桦脸颊上蜻蜓点水的一吻，掀起了举国青年男女模仿的热潮。谁能想到，今天爱人们之间用来传达情意一个最简单的动作，也曾是思想解放的风向标。
不过，倘若以为接吻只能作为爱意的象征发生在伴侣之间，未免太过狭隘。同样是在1979年，远在7000公里之外的柏林，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以热烈的拥吻表达兄弟般的友谊，成为那一年国际舞台最吸睛的事件之一。
正如丹麦学者尼罗普在《接吻简史》中表达的那样，吻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也许传达着比想象中更多元也更重要的文化意涵。
直教生死相许
文 | 群学君
来源 | 《现代快报·读品周刊》2024年4月21日
我们对尼罗普的生平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曾在哥本哈根大学担任拉丁语教授。不过这本发表于120多年前的作品《接吻简史》名头和影响都很大，差不多算得上“接吻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尼罗普的最大贡献，是对接吻行为做了一种初步的类型学划分，在他看来，世间形形色色的亲吻，不外5种类型：爱情之吻、怜爱之吻、平安之吻、敬重之吻和友谊之吻。每种吻发生在相对固定的情境和群体之间，表达相对确定的内涵。
就像一首塞浦路斯民歌所吟咏的，“创始之初，吻与爱情便已存在”。在大多数时候，亲吻总是发生在爱侣们之间。古往今来，无数诗人竞相落笔，大概也无法表达恋人间浓情蜜意那一吻“直教生死相许”的魔力。有些时候，爱情之吻甚至在现实中被赋予法律意义——尼罗普教授告诉我们，中世纪罗马法律中有所谓“调停之吻”的规定：新人订婚时交换彩礼，如果在正式举行婚礼前一方不幸去世，那么他（她）收的彩礼就不必退还，前提是订婚时两人曾相互拥吻，否则就必须全部退还。随着历史的变迁，伴侣间亲吻的习俗规范也在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古罗马元老院的一位参议员，因为当着女儿的面亲吻了自己的妻子就落得丢官弃爵的下场；而到了19世纪的西欧，情侣们就是在公开的晚宴上肆无忌惮地热吻，大概也不会遭到责骂。至于今天许多青年男女们情到浓时的相互“撕咬”，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成为风气。
情爱之外，吻在西方文化传统更多的场合中都具有重要的情感功能，所表达的意义更宽泛、更深刻、更隽永。作为亲子关系的一种纽带，它在新生儿降临的那一刻，是父母表达怜爱之情的温柔手段。作为善意与祝福的表达方式，亲吻行为也常常在亲朋好友乃至陌生人之间发生——19世纪西欧曾流行两种女士礼帽，一种无檐的俗称“快吻我”，另一种有宽大帽檐的则被称作“别吻我”。而在许多民间传说或者宗教故事中，吻更被赋予了神圣性，被认为具有解除诅咒、打破巫术或者令人起死回生的神奇功效，尤其是当主人公敢于去吻那些令人生厌或者生畏的东西——麻风病人、毒蛇、猛龙、青蛙等等。
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扩大一些，深入到西方社会与政治文化领域就会发现，长久以来人们都把献吻当做表达敬意的最高礼仪。希腊罗马时代，人们通过亲吻圣迹或者偶像来表达对神的崇敬，以至于西塞罗有一次在演讲中抱怨，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铜像的嘴唇和胡须因为崇拜者的亲吻而磨损严重。在世俗世界，奴隶亲吻主人，臣仆亲吻领主、学生亲吻老师、士兵亲吻将军，都是表达对权威的服从与尊敬。中世纪的骑士在你死我活的决斗之前，总要以亲吻表达对对方的敬意。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本杰明·富兰克林出使法国，受到皇室的盛情款待，据目睹盛况的梅德·康庞——她是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贴身侍女——回忆，法国人对这位年迈的美国绅士表达最高致意的方式，是从300位宫廷佳丽选出最漂亮的一位，在他的双颊各献上一吻。一直到今天，我们也常常见到久别的游子在归来之际，以亲吻故土的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眷恋。
《接吻简史》固然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书实盘配资平台排名，却颇有开风气之先的价值。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就曾经翻译过部分章节在《语丝》上发表。在与徐志摩、江绍原等友人的书信中，他也曾征引这本书来说明，被道德家们视为有伤风化的亲吻行为，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男女之间表达情感的本能，个中自有令人羡慕的活泼泼的生命力在。